核心提示：1931年1月15日，辽宁法库县公安局第一分局东门分所所长刘直筠带警察在街上巡逻，午前11点钟时，见有铁岭至法库的公交汽车开过来。刘直筠所长迎上去，对乘客进行例行检查。 有一个行迹可疑的日本人，叫佐...
| 1931年1月15日，辽宁法库县公安局第一分局东门分所所长刘直筠带警察在街上巡逻，午前11点钟时，见有铁岭至法库的公交汽车开过来。刘直筠所长迎上去，对乘客进行例行检查。 有一个行迹可疑的日本人，叫佐藤宇平。这个人是法库县的日本邮递员，当时的称呼叫邮便。“你这个邮便，腰里缠着什么东西鼓鼓囊囊的？我看看。”一看，原来是鸦片。刘直筠就让这客车停在路旁，等候处理，同时找来一杆中国秤，把从这个日本邮便腰间搜出来的两包东西放在秤上称，共6斤重。称量是在车上当众进行的，证人有押车员姜书春、乘客杨国华等人。证人出了证言，并按了手印。 刘直筠所长处理完毕，将客车放行，将佐藤宇平及截获之鸦片、录取之证供一并送往分局。法库县公安局第一分局局长陈绍曾亲自提审这个日本邮便。 佐藤宇平开始交代说：“铁岭县城里有一个姓王的，是你们中国人，求我把这一大包一小包鸦片共6斤带到法库县城山神庙东边的一家洋行，等这个姓王的来法库县，就到洋行里去取。” 陈局长录了供词，连同原来刘所长录取的证据，一并报送县局。法库县公安局局长郑魁武亲自提审这个日本邮便：“你这个小小的邮便，从哪儿弄了这么多鸦片？给我从实招来。”佐藤宇平说：“我是一名邮差，住在法库县天佑号洋行老板百津喜作家里。15日这一天，我从铁岭和百津喜作以及他的妻子一起坐汽车回法库，有一个过去认识的中国人，姓王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交给我两包鸦片，总共85两，让我带到法库的住处存放，言明付给我20元大洋以为酬谢。那个姓王的人说他随后就到法库来取，可今日我刚到法库，就被警察发现了。” 郑局长录了口供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：该日人已供认携带大量鸦片，并有押车人及乘客目击，存心贩运烟土，破坏公法，若不严行交涉，实不足以维持禁令。之后，连同先前所录之证供，一并送请县长核办。 法库县县长吴常安亲自审讯了这个日本邮便。吴县长据情节断定，这个日本毒贩子是想假托那个姓王的，逃脱贩卖毒品的罪责。但是携带贩运违禁物品之罪，是逃脱不掉的了。这样审着审着，吴常安县长又对郑局长报告中所说的“该日人曾供认与日商百津喜作系同居所，带鸦片拟即送存该处”等几句话注意起来。这3个日本人同一辆车从铁岭回法库，又是同住一处，不能没有连带关系。来人，去查一查这个百津喜作。 百津喜作不在家，他的妻子百津美野在家。翻一翻吧，看一看有什么可疑之物。一翻就翻出了这样两件东西：吗啡针1个，打吗啡针所用的铁起子1个。把这个日本女人带到公安局后，她交代说这针那起子之类是室内收藏之物。再审，总算搞清了真相：佐藤宇平悄悄地运鸦片到百津喜作夫妇居所，这居所原来是贮藏鸦片、吗啡等违禁物品的秘窖。 录取供词之后，上报的结论也就有了：查该日本人佐藤宇平竟敢假借邮便之名而作贩运鸦片之事，显系故意违背国际禁烟公例；指定寄藏于百津喜作住所内，可揣知该日人久事贩运，而百津喜作亦确曾为鸦片、吗啡之非法营业；自应严正交涉，依法惩办，并将百津喜作逐出境外，以免其再勾引不良营业，以除毒秽而维邦交；法库之中国邮政日无间断，日人居住此地者无几；有何必要专设邮便，应交涉将其邮便撤回，以免滋扰；鸦片、吗啡针及起子为违禁物，应予没收；取证具结之后，将该日人佐藤宇平送交铁岭交涉局转向日领事馆为交涉，依法惩办。 署理法库县的县长吴常安拟文将此事上报到当时省府，此案了结。佐藤宇平被送到铁岭，转交日本领事馆处理，因日本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，中国政府无权审判其罪犯。 1931年4月26日，在法库县公署南侧空地上，依照司法手续，佐藤宇平贩运的鸦片6斤，被当众销毁。 （省档案馆编研部 摘编） （来源：中国档案资讯网） （原载于《中国档案报》2011年12月15日 总第2243期 第四版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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